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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

全民皆拍的共監視時代,你準備好了嗎?

攝錄科技的普及,提供管控的便利政府機關、民間機構、商戶以至民宅都廣泛安裝攝影機作保安用途。另一方面可攜式、佩戴式的輕型攝影機的平民化和流動通訊諸如智能手機、Google Glass 、行車攝錄器等等則讓一般民眾也能夠以自己的角度,隨時記錄以至直播身邊發生的事(例如突發災難的現場、車廂乘客的不當行為)。我們無可避免曝露在鏡頭下,同時也舉起鏡頭捕捉他人。我們已步入一個共監視時代(Age of Co-veillance)。

Source: Wikipedia

Surveilliance vs Sousveilliance


共監視 (Co-veilliance)由 Surveillance 和Sousveillance 兩個概念構成。 Surveillance 一般指器材固定在建築物以從上俯瞰的第三身視角進行的攝錄。而Sousveillance 指器材由當事人手持或佩戴從參與者的第一身視角進行的攝錄。另一種從權力層級的看法是Surveillance 是由權力構關或管理者的監視Sousveillance 則是參與者(監視對象)的監視。


大至恐怖襲擊、小至社區安寧Surveillance 對防止犯罪和搜證都卓有成效以至天眼幾乎無所不在。面對國家安全的大義及犯罪率下降的確實數據單以保障私隱為由去限制監控攝錄機的使用往往顯得無力。被監視者主動拍攝為自己發聲甚至反過來去監視監控者似乎是更積極有效的做法。由此推展以拍攝去監察當權者──逆向監視(Inverse Surveillance)是Sousveillance 其中一個重要範疇。現實例子包括:
  • 2007年加拿大魁北克一場示威中,警方被揭發派警察假扮示威者當中製造衝突。警方起初否認,但群眾拍攝的片段清楚拍到蒙面肇事者穿著警靴手握石頭[1]
  • 2011年尼日利亞大選,民眾以手機監察選舉舉報舞弊。[2]
  • 2014年香港港鐵列車撞死唐狗事故乘客以手機拍攝的片段揭穿港鐵的聲明與事實不符。[3]

Sousveillance 能提供更多角度去平衡和抗衡 Surveillance 不過Sousveillance 自不是民眾的專利。各國警察已陸續配備佩戴式攝錄器香港警隊也已經在部分前線警員試用[4]香港警務處稱,對警員的無理投訴和挑釁因此大為減少。[5]

錄像一定客觀


錄像片段通常予人真實記錄、客觀可靠的感覺。但就跟傳媒的報導一樣任何錄像的角度和取裁本身就代表一種立場。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更發現錄像的拍攝視角對觀看者如何理解所拍攝的事件有顯著影響,即所謂camera-perspective bias 。在一個實驗中[6],模擬警員盤問疑犯的過程分別從三個不同視角進行拍攝:警員望向疑犯、疑犯望向警員、同時拍到警員和疑犯側面的第三者視點。各個視角的錄像分別播放給三組實驗參與者並調查他們的觀感。結果發現,相對於觀看第三者視點的組別觀看警視點的參與者更傾向認為疑犯有罪,而觀看疑犯視點的組別更多地認為警員的盤問不當地引導作供。


錄像 = 發言權


但無可可否認錄像確是比單憑證言來得客觀可靠甚至乎令人覺得有錄像才值得相信相反沒有錄像就沒有發言權。掌握越多資源(技術、資金、人力)能拍攝更多更清晰錄像的人發言就越權威。雖然攝錄科技的普及將這種差距收窄但錄像的影響力增加的趨勢同時可能放大資源差距造成的不平等令技術弱勢者更被邊緣化。


因此,面對幾乎全民皆拍錄像泛濫的時代除了要進一步推動拍攝技術的普及至技術弱勢者也必須教育大眾認識這種科技發展所帶來的各種社會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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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消息:

民間團體 /公民記者直播技術交流

日期時間:2014年9月18日7:30pm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 學術樓(一) Y5-2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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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